彩神v因为疫情，互联网诊疗从小众视野“火”到了大众需求——不方便去医院的患者们直接在春雨医生、好大夫在线等传统的互联网诊疗平台上求医问药，BAT力推自己的百度问医生、阿里健康、企鹅杏仁，医联等慢病管理平台也越来越多的被医生和患者接受。一时间，好像人人的手机里都装着成千上万个医生，随时可以开启一场不用挂号的远程问诊。

　　不同于互联网+医院主要提升就医便利性，互联网诊疗重在激活存量，让医生利用工作闲暇开展执业，让更多患者共享优质医疗资源。

　　江西省宜春市上高县的熊女士患有高血压多年，近几个月觉得晕得厉害。“县里的大夫看不好，让我去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熊女士花了70多元的车费赶去南昌，又花了25块钱挂号，但医生只能开一个月的药，而且门诊也不能走医保。熊女士担心药吃完了还不见效，就问医生下次来怎么办。没想到，医生说可以在网上联系到他。而开出的3种药里，有两种上高都买不到，医生也告诉她网上可以买。熊女士放心地回了家。

　　今年2月，李先生在肿瘤医院的主治大夫推荐他使用医联，在廊坊当地检查，将结果上传给主治大夫，化疗期间的不良反应能够及时沟通，最关键是可以免费代约肿瘤医院的号。“化疗恶心难受，各种血项指标变化也大，随时能找到大夫团队解答疑惑，心里踏实多了。”李先生说，医生团队里还有营养师，指导他如何营养饮食，他感觉自己恢复得不错，“之前我都没力气说话。”

　　陈恩强是四川华西医院感染科的一名大夫，在这家全国知名的三甲医院工作已有8年，专攻肝病诊疗。在校期间，他就接触过春雨医生、好大夫等互联网诊疗平台，华西医院也有自己的华医通，但只能提供挂号、看化验结果等简单服务。目前他使用最多的是好大夫和医联。尤其是医联，已经成为他对病人进行院外管理的主要工具。

　　中国人民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〇医院的肖剑鹏医生也在大约10年前接触了互联网诊疗，最先在好大夫在线注册，后来又主动联系了医联。“我主攻糖尿病等代谢疾病，这些患者需要长期用药、注意饮食健康，大量工作实际上要在医院外进行。”肖剑鹏说，签约互联网诊疗平台后，平台配置了医生助理和健康管理师，帮助收集资料、提醒患者注意饮食、药物，及时预防和干预。目前他的200多个患者全都是从门诊、住院部跟过来的老病号。

　　记者注意到，北上广等地三甲医院从事互联网诊疗的医生比较多，某些三四线城市的医生也乐于通过互联网塑造个人品牌，与陌生患者互动频繁，不乏中国人民总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三甲名医接受在线问诊。阿里健康上，有大夫开出了“图文问诊300元，电线元”的价格，已经回答了1700多条问题，可见患者就诊需求之迫切。也有不少大夫只收费5元、6元、10元，回答的问题从几百条到数千条不等，还有一位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副主任医师问诊只收2元钱，已有800多人次享受过他方便又便宜的医疗服务。

　　“目前医联云药房已经有超过15000种慢病用药，其中不乏一些最新上市的创新药物，互联网医疗平台大大提高了这些新特药的可及性，这也是平台的价值所在。”医联品牌公关负责人刘哲表示，另一方面，慢病患者需要长期服药，所以他希望第三方平台也可以尽快接入医保，减轻患者用药的经济负担，让更多慢病患者享受有效、低价、可及的在线慢病管理服务，提升生存质量。

　　互联网诊疗不是新事物，国家政策对各个环节均有明确支持。早在2017年2月，国办就出台《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药品生产流通使用政策的若干意见》，支持“电子处方流转院外”在多省开展试点，为互联网医生开具电子处方开了绿灯。2017年3月，卫计委颁布《医师执业注册管理办法》，放宽医生多点执业的限制，医生在互联网平台执业得到国家允许。2018年4月，国务院专门颁布 《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鼓励构建线上线下一体化的医疗服务模式。2019年9月，医保局《关于完善互联网医疗医保支付政策的指导意见》中，提出将互联网医疗纳入现行医疗服务价格体系中统一管理。

　　疫情又再度推动了互联网诊疗的发展。2020年2月，医保局《关于推进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开展“互联网+”医保指导意见》中，提出将慢性病“互联网+”复诊纳入医保。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市场主体的实施意见》提出，进一步放宽互联网诊疗范围，将符合条件的互联网医疗服务纳入医保报销范围。

　　从政策导向来看，鼓励发展互联网诊疗是大方向，然而，互联网诊疗却一直发展得扭扭捏捏，根本原因在于鼓励政策还停留在文件里，没有落到实地，没能打破固有观念的束缚，没有形成有效激励。我国的医院是属地管理，医保是省级统筹，很多政策在省级层面还没有出台相应的细则，就很难具体执行。再加上院方不支持甚至反对医生从事互联网诊疗，医保不愿意接受互联网诊疗，仅这两条，就会阻碍大多数医生和患者。

　　近日，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发布的《2019年度中国互联网医疗市场数据报告》显示，2019年中国互联网医疗市场交易规模约104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1.46%；用户数约为4.66亿人，同比增长39.52%。今年疫情期间，互联网诊疗已经成为医疗服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大量民众通过在线方式完成诊疗、购药续方、健康管理。数据显示，在国家卫生健康委的委属委管医院中，互联网诊疗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7倍。此外，一些第三方互联网服务平台的诊疗咨询量也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0多倍，处方量增长了近10倍。同时，用户关于医药电商的消费投诉也开始增长，主要涉及退款问题、发货问题、商品质量、网络售假、网络欺诈。

　　这一切都在提醒，互联网诊疗已经不是该不该发展的问题，而是怎么才能健康发展的问题。例如，当前互联网医院建设还存在互联互通不够充分问题，医院间信息无法共享，造成一些重复检查；互联网医院的医保报销、医疗服务价格和医疗质量管理等工作依然缺乏指导性意见和政策支撑。其中，规范化互联网问诊平台是关键，医生线上问诊也需要制定相应的挂号费，安排日常值班，完善问诊流程等，并全面保障医院和医生的利益。我国对医院和医生有着相对完善的管理制度，很多可以借鉴到互联网诊疗的管理中。如果继续对互联网诊疗采取不反对不支持不鼓励的“三不”态度，互联网诊疗市场很容易跑偏，最终损害的将是广大患者的利益。（经济日报记者 佘颖）